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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摄影师拍摄农村40年 只拍“积极向上”的照片

2018-09-26 10:54:50       来源:中青在线    作者:玄增星

  谢万清展示他从火灾中抢救出来的照片

  拍了40年农村,农民摄影师谢万清说自己只拍“温顺”的照片。

  他拍陕西老家的春种秋收,也拍老人小孩。他的第一张照片是在山上放牛时拍的。40多年过去了,山里的泥墙变成了砖房,机械取代了耕牛,省亲的交通工具从毛驴变成了摩托车,又变成了小汽车。

  这位地道的农民把摄影当作农忙间隙的爱好,有意无意地记录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农村的变化。他的作品曾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,日本爱普生公司也为他在北京举办了影展。2015年,他的两幅作品被收藏于意大利米兰世博会中国馆。在此之前,他以为米兰是中国的一个省,“就像海南、河南一样”。

  两幅作品的其中一幅摄于1986年,画面上一位农民挽起裤腿扎着弓步,用力扯着前面的两头耕牛,这幅作品名为《征服》。另外一幅叫《朴实的爱》,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蹲坐在麦地里,戴着瓜皮帽的老汉一手托着烟袋锅,一手探出去给妻子擦汗。他的大多数早期作品都是黑白的,“耐看”。

  除了田间地头,过年和婚礼现场是他最钟爱的场景。他执拗地把镜头一次次对准火红的灯笼、层层叠叠的喜被和农民脸上拧出褶皱的笑。

  “我的照片里看不到残酷的场景。我喜欢温顺、温和、温情一点的。”在几天的采访过程中,这几个形容词他使用了多次,随后郑重地拍拍记者的膝盖,“做人一定要跟主流。”

  他在农村见过许多交通事故、葬礼或者封建迷信的场景,手指在快门键上停留了一会儿,终究没按下去。有一次,村里有老人过世,家属扶着遗体,等他去拍张遗照。他觉得画面太残酷,坚持不拍,只翻拍了几张老人生前的照片,冲洗出来送给了那户家属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当地的人民公社解散,他在会上依然没有按动快门,想着“万一改革失败了呢”。他觉得自己是个“保守主义者”,“不冒风险,能拍的拍,不能拍的不敢拍”。

  像大多数农民一样,谢万清有着一张历经沧桑的脸。皱纹像是刻在额头上,即使不抬眉毛也留着一道道印子。眼窝像肤色一样深,嘴大,干裂的嘴唇包覆着黄牙,寸头花白,常掩藏在一顶迷彩帽下。当兵是他从小的梦想,但因为家里的上中农成分,他在征兵时体检过了,政审没过。如今他总爱穿一套“别人穿够了的”迷彩服,由于个子太矮,只能松垮地挂在身上。

  对他而言,命运就像一座迷宫,走着走着就会摸到一堵墙。五六岁时,谢万清赶上了“大饥荒”,饿得“腰都直不起来”。小学读了3年,“文革”来了,所有考试的通过标准成了背出50条“毛主席语录”。文革期间,他跟家人睡过牛棚,父亲因为成分不好,站在桌子上挨批斗,十几岁的他在底下吓得浑身发抖。

  “那时候想跟主流也跟不上。”聊起这些,谢万清罕见地陷入沉默,摆摆手,“不聊了不聊了,我们说点积极向上的。”

  为了拍到“积极向上”的照片,谢万清习惯将自己的身子放低。拍《征服》时,他蹲在地上,让画面里的人“把牛抽得再跑快一点儿”。他从低处拍挑水的毛驴,把驴脑袋拍得硕大,木桶比远处站着的人还高。上世纪90年代,有手艺人扎了一堆红灯笼,垒在自行车后座上去县城集市上卖,他趴在马路中间,按完快门就往路边一滚。

  摄影是他“这辈子最开心的事”。他第一次摸到相机是1969年,一位西安来的知青请正在山上放牛的他给自己拍照,手把手教他找位置、按快门,还在纸上画出构图,让他端相机的时候“不要呼吸”,“把人框到中间”。第一次拍照,他按了3次快门才把人拍得“不缺胳膊少腿”。

  知青说,他在笔记本上贴的毛主席像“就是这东西拍出来的”。那会儿老谢一天的工时算下来差不多2角,而一台相机要100多元。

  

  谢万清摄影作品《渴望》

  对于他这样一个农民来说,这几乎是最奢侈的梦想。“我当时想,30年能买上一台不?”谢万清说。

  为了攒钱,他主动报名去修水库。工地上活重,可每天有5分钱的补贴。拉着石头下坡时,绳子断了,他整个人扑在地上,大腿至今有一道疤。干活时得了疝气,他怕耽误攒钱,就自己用钢筋挽了一个圈,箍在腰上以减轻疼痛感。直到几年前才在家人的强迫下做了手术。

  他那时不敢跟别人说自己想买相机,怕在“斗私批修”的浪潮中被扣帽子。为了研究摄影的光线、构图,他一遍遍地看8部样板戏的剧照,以及毛泽东的照片。

  10年后,他终于在陇县百货大楼买到了一台“红梅”牌照相机,此前他已经去柜台看过4次,每次钱都不够。谢万清说,那栋两层高的“大楼”相当于当地人心中的天安门,“在那之前,陇县历史上没有‘大楼’二字。人们就算旷工也要去看看”。

  他家穷得连一台运粮的架子车都没有,而那台相机花了他70元。回家后,父亲捧着相机似笑非笑,“你真买回个好东西”,随后将他痛打一顿。村里人说:“这娃娃叫鬼把头麻咧!”

 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,村里的“主流”正在发生变化。判断标准从“家庭成分”渐渐成了“有没有钱”。谢万清曾有个相处9年的包办婚姻对象,结果对方因为他“不会找钱”,不愿意跟他结婚。他将这段失败的感情视为“人生中最大的挫折”。

  “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找钱,让她后悔,让其他女娃来追我。”谢万清说。

  他想过学铜匠、木匠,但老师傅都规定学手艺的头5年没有工钱,他觉得找钱太慢,放弃了。上世纪80年代,他开始端着相机在庙会、集市旁干起了拍照生意,“搭个小棚子一遮,不然人家不好意思拍”。他耐心地为每个刚走进新时代的男男女女设计动作,教他们翘起二郎腿,手里夹支烟,或者望向远方。一年下来能赚七八百元。

  他还为《宝鸡日报》拍新闻照片,拍亮晶晶的地膜和拖拉机。一张照片的稿费有10元。

  村里没通电,他就用煤油灯做光源,用尿素和醋配制化学试剂,在地上挖3个坑,铺上块塑料布,当作显影、定影和水洗的暗房。

  他曾把镜头对准自己的两个女儿。两个孩子面对面熟睡着,一只小猫从她俩中间的被子里钻出头来。“这是我最不容易的时候。”谢万清说,“你看,红被子还是用白线缝的。”他常说,自己“最对不起的就是家里人”。

  1995年,农村人口急速膨胀,谢万清的孩子上学连名都报不上,学校里一张桌子旁围着3个孩子。他带着妻儿搬到了宝鸡市,在一家照相馆打工。这座城市对他来说并不陌生,他曾收到一封从宝鸡发来的电报,通知他在农民摄影大赛中获得一等奖,可等他从深山的家里出发赶到,颁奖典礼已经结束了。他还在宝鸡办过人生中第一次“影展”——文化宫的橱窗里张贴了他的12幅作品。“连一面墙都撑不起来。”

  在照相馆,他负责手工冲洗黑白照片,“这活儿在当时只有我能干”。老板给他开了所有人中最高的工资:一个月400元。但两个孩子在宝鸡上学的借读费每年就有上万元,加上房租,谢万清还是没能“发财”。

  他没有放下相机,只是举起的次数越来越少了。有时在暗房里待了十几个小时,他已经精疲力尽。看到别人在拍婚纱照、证件照,他也“手痒”,“像鸟被困在笼子里”。

  他尝试拍过城市里的高楼和夜景,但“没啥感觉”,还拍过公园里谈恋爱的男女,结果被骂“流氓”。他说自己适应不了城市生活。过马路时,有人提醒他要“走天桥”。有次走路累了,往地上一坐,有人跟他说“你坐在盲道上了”。

  “农村哪有这说法呀!都是随便坐。”他不满城市空间太小,不开阔,空气不好,还老堵车。有一次,他赶高铁碰上堵车,干脆下车,扛着行李跑了20分钟。“差点没赶上!”他说话声音大,有时会凑到别人耳边,边说边习惯性地拍打对方的肩膀或膝盖。他跟别人打电话,免提永远打开。

  他再一次被“主流”排斥在外。

  后来,照相馆倒闭了,他卖过烤肠,还去浙江、江苏、福建挖“西气东输”“西油东送”的管道,还铺过通信光缆,“就是供人们看电视、打电话的”。可他只能在工棚里听收音机,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抱着收音机听了一夜。晚上就跟工友们睡在路边或稻田里,有时醒来,被褥都被灌溉的泥水弄湿了。

  工作让他觉得疲惫。他几乎不怎么拍了,相机坏了也不去修。

  在“文化人”面前,谢万清总显得有些战战兢兢。有人在饭桌上说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影响力,不是因为构图或者审美,而是有重大的史料价值,他在旁边一声不吭,只是木然地点头。

  他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一首诗,兴冲冲地念给别人听,结果对方听了两句就摇头:“你这是个啥诗嘛!”

  他常感叹:“我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。”

  

  谢万清摄影作品《征服》

  在照片之外,他确实难以展现更多的审美。家里的摆设以实用为主,衣服也是乱穿。为数不多能证明他“爱美”的,或许就是院里种的几株月季和绣球了。他还在门口种了一大片竹子,“山上到了冬天就黄了,这个能四季常青”。

  打工没攒下什么钱,2009年,他回到了农村。原来的房子在地震中受损,裂了大腿宽的缝,盖好新房后,他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,直到现在也没还清。30岁的儿子至今未婚,他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穷,出不起彩礼钱。儿子埋怨他,他一声不吭。因为内疚,他时常失眠。2015年,他被登记为贫困户。

  相机坏了,他还是忍不住借钱买了一台新的,甚至向孩子开口。“人家不烦我烦谁哩。”他讪讪地说。谢万清曾经烧过自己的胶卷,打算“一辈子不碰相机”。但“这东西就像烟瘾,没办法,戒不掉了”。

  他喜欢翻看关于自己的报道。他给记者看一本杂志,指着封面上自己的名字:“这杂志一般都是登希拉里、克林顿之类的,结果让我占了五六页。人家都说:老谢费地方!”家里的墙上张贴着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海报,片名就叫《老谢》。“我要是没拍出点啥,人家能来找我?”

  接到记者的采访邀约后,谢万清准备了3天的腹稿。“我语言都组织好咧!”他以近乎蹲下的姿势坐在土炕边低矮的马扎上,手肘撑着膝盖,眯着眼,用陕西方言小心翼翼地背诵已经组织好的语句,不时用手指点着笔记本上未干的笔迹。伸出的手指像树根一样粗糙,指甲里留着黑泥。

  可这些年报道一多,他也烦了。“他们光报道,也不给点补助。”他伸出左手,做个了数钱的手势,“现在小报我都看不上了。”

  有时他会收到一些信件,请他去做出版物的编委,但需要交一定的费用。他交过一次钱,结果对方再也没有联系他。“都是骗子。”他忿忿地说,“要是不交钱,我还可以考虑。”

  有报道说他是“中国最穷的摄影家”,他不喜欢这个称呼。有人劝他“多经营自己”,照片被使用了记得要稿费。可他“一高兴又忘了”。

  回乡后,谢万清重新端起了相机。他发现村里都盖上了新砖房,树也多了,可人却少了。年轻人都出去上学、打工,他所在的山沟原来相邻住了七八户人家,现在只剩下5户。

  当地人说,现在村里老人去世都凑不够人抬棺,挖掘机挖个坑,就把人埋了。村里的小学几乎都撤了,而县城的小学规模不够大,许多农村孩子报不上名,只能中途辍学。

  谢万清依然爱拍过年、婚礼、社火。如今他的镜头里,满脸油彩的小孩把头凑在一起玩手机。新郎新娘穿着西装和婚纱,把粉色拱门立到了黄泥墙上。

  他不愿意展现农村的苦难和落后,因为“日子总是一天比一天好”。看到自己的照片里有小孩穿得不体面,他赶紧跳过,“这个不能公开,裤子都破了!”

  但是他还是希望,能够让别人知道自己和农村的窘境,继而带来改变。作为县城的政协委员,他曾经连续5年提案要求将山里的一条公路重修,在会后坐到交通局的领导桌子上吃饭,“别人烦了我也要说,他们是肉,我就是那个苍蝇!”他还建议村里打深水井,因为浅水井水质不好。前几年,村里才通上自来水,否则还要像他照片里那样,用毛驴或人力挑水。

  他看不惯农村彩礼重,娶个媳妇要十几万元。女儿出嫁时,他只收了1万元彩礼,几乎全部分给了女儿和女婿,自己只留了八百元。他跟亲家说:“我不要钱,只要你们把我闺女当人看就行了。”

  陇县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,距离他家六七里山路有一处界碑,他每次路过都要带上一把镰刀,把石碑周围的杂草割净。有人路过觉得奇怪:“你在这割啥草哩?”他总是说:“这事你不干、我不干,就没有人干了。”

  有人说:“老谢没钱,就靠这口气活着。”

  在剧烈变化的时代,他已经很难像准确捕捉到变化的信号了。比起人像,他现在更喜欢拍大自然。他很少再采用仰视的视角,更多时候喜欢俯瞰。“我的设备不行,必须站得远,才能拍得全。”去年冬天,他几乎天天站在县城的大桥上等黑鹳,相比别人的相机,他的镜头短了一大截。

  有人说他现在拍得不如以前了。他不以为然,觉得“那是他们没看出门道”。有几次他想发表几张近些年的作品,遭到退稿,他就再也不愿意公开了,“现在很多地方尺子不准”。事实上,他也并没有太多渠道。

  前几年,他在几位影友的帮助下,以个人名义在西安办过一次影展,大部分照片依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的。他联系了西安几个场馆,有的说“不提供这项服务”,有的要按平米收费,“一层每天5000元”。

  他最终把场地选在了汉城湖公园,“那地方不要钱”。他绕着栏杆拉起一道长绳,每天清晨把贴在泡沫板上的照片夹在绳上,入夜再收起来。他弓腰背着照片走在西安的夜里,摞起来的照片快比他人还高。连续3天,他搬着凳子坐在自己的照片旁,有人来看,他就上前讲解。

  前几年,他存放照片的仓库起过一次火,许多照片被烧毁了。他抢救出一部分,小心翼翼地收好,跟农具、粮食、化肥放在同一间屋里。对他而言,那些都是相当重要的东西。

  说话间隙,他的眼神习惯性地越过土炕,望向窗外。陇县的山区已进入深秋,多雨,土黄色的院子里泥泞不堪。玉米金黄,装袋垒了一米多高,用雨毡盖得严严实实。农民的日子极端地依赖天气,已是种小麦的时节,他看着窗外叹气:“又下雨了,干不成活儿了。”

  谢万清不再指望自己发财,“我就这人,就这命运。”他有时想起往事,会叹口气,“人这一辈子太难太难了。”

  两年前,宝鸡群众艺术馆为配合扶贫政策,为他在陇县文化馆安排了一份工作,主要负责看管摄影展厅。那个厅里至今还摆放着他的作品。他很高兴,觉得自己作为政协委员,“带头脱贫了”。县里有什么文化活动,他也会去拍些照片,有广场舞,有书法比赛。但他不喜欢那些片子,翻看照片时,看到活动照总是急着跳过,“不看活动,坚决不看活动”。

  每个周末,他要在山路上骑4个小时的自行车,回家种地。周日再回到县城。他在馆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,一张小床。他觉得很满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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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霍然